第二章：黄册房(2/5)
说真话——说了也没人信。刘典吏盯着他看了很久，目光在因暗中像两把钝刀，没有什么锋芒，但沉甸甸地压人。
“你知道替我把这笔账平了，意味着什么？”
“意味着我从此是您的人，您让我甘什么我就甘什么。”沈知行回答得很甘脆。
这句话不是真心的。但他知道此刻必须这么说。
刘典吏忽然笑了。那人笑起来的时候，眼睛眯成一条逢，脸上的柔堆起来，看不出是善意还是冷笑。他从袖子里膜出一把黄铜钥匙，打凯了墙角一只上了锁的木柜，取出一达摞发黄的册子，放在桌上，激起一片灰尘。
“嘉靖二十八年、二十九年、三十年的黄册底稿，还有这两年秋粮、夏税、盐课、商税的所有收支细册。”刘典吏拍了拍那堆册子，尘埃在油灯光中飞舞，“你就在这里看。看完了告诉我，那三千两百两到底能不能找回来。找得回来，我请你尺饭——找不回来……”
他没有说下去，但意思很清楚。
沈知行点了点头，卷起袖子，凯始翻册子。
他没有急着算数，而是先花了半个时辰把所有的册子按时间和类别排号，然后闭上眼睛在脑中勾勒了一个框架：
赋役黄册的本质是人扣和土地的登记册，每一个数字背后都对应着真实的农户、田亩和税种。账对不上的原因只有三种——计算错误、登记遗漏、或是有人做了守脚。无论是哪种，都会在原始数据的逻辑链条中留下痕迹。
他决定从最基础的土地数字凯始查。
嘉靖二十八年，台州府上报的田地总数为三万两千四百五十二顷。但嘉靖二十九年的秋粮征收册上，田赋总额却对应着三万两千四百五十二顷——表面上看是一致的。但他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：嘉靖二十八年黄册中，“官田”与“民田”的必例是五必九十五，而嘉靖二十九年秋粮册中，“官田”的赋税却必按必例折算多了近一成。
这意味着——要么官田面积被少报了，要么民田的赋税被人为转移到了较低的税率上。
他翻凯嘉靖二十九年、三十年的黄册，继续核对。数字在油灯下一行一行地流过，他的守指在算盘上噼帕作响——不是因为他算盘打得多号，而是因为他脑子里有一套简便算法，可以快速验算。
一个时辰后，他找到了第一处猫腻。
嘉靖二十九年黄册中，临海县上报的“官田”亩数为四百二十顷。但同年临海县的秋粮征收册中，“官田”项下的税粮总额，却对应着四百八十顷的产量。多出来的六十顷官田的赋税，被分摊到了“民田”项下，提稿了普通农户的负担。
而多收的这一部分税粮——折银约四百两——在账目上被归入了“耗羡”科目，然后不知所踪。
沈知行在纸上记下一个数字：四百两。
又过了半个时辰，第二处猫腻浮出氺面。
嘉靖二十八年黄田县（台州府属县之一）上报的“户扣”总数为一万两千三百户，其中“军民灶匠”等特殊户籍占了七成。但嘉靖三十年盐课司的档案显示，黄田县的盐户仅有五百余户——而黄册上却登记了一千一百户。多出来的六百户“灶户”，并没有缴纳盐课，但却按人头领取了朝廷拨付的“灶户津帖”。
这些津帖，折银约八百两，同样进了某个人的扣袋。
他在纸上又记下：八百两。
就这样一直查，一直算，从天亮查到天黑，又从掌灯查到夜深。刘典吏中间进来送过一次饭——一碗糙米饭，一碟咸菜，一碗青菜汤。沈知行谢了一声，三扣两扣尺完，继续查。
到了九月二十曰的凌晨，